以前台北橋是鐵橋，旁邊很多居民會聚集，阮阿嬤會早起做便當，阿公就帶著便當去橋下等著一車車的工頭來叫人力，有跳上車的那天就有錢賺，很搶，如果沒有跳上去的話，就把便當帶回去，那天就沒有收入，後來搬來大橋，爸爸是讀大橋國民小學，從小就很困苦，讀書方面頭腦很好，但常遲到早退，導師嘛係金照顧，六年後畢業沒錢繼續讀冊，那時日據時代，導師把他安排到日本師傅山下的黑板店，師傅只收三個徒弟，一個來自台中，一個萬華，還有一個阮爸爸。

前人常云三年四個月出師，陳老師的父親出身貧寒，格外刻苦耐勞，慢慢把黑板技術一點一滴磨起來，製造一個黑板有很多工序，一層層上原料，塗料不夠多黑板就會反光，這些繁複工法都是手工堅持，現在被機器取代，有些人吃不了苦離開；有些人一做就是一輩子。初期接零工，謀生不易，陳父二十七歲結婚，靠著老婆勤儉持家，得以三十幾歲就出來創業， 原本公司名字叫「新華社」，恰巧跟大陸的新華社撞名，那時正值民國四十年國民政府來台之際，陳家收到一份派出所的公文，鴨霸地說染紅了，有親共的味，為避免官方處分而後改名叫「新隆工業社」。陳老師家裡有三個男孩，兩個女孩，兄弟姊妹都很乖巧知足，陳父身教甚嚴，每塊黑板不論大小都仔細地、謹慎地包起來，用麻繩綁著，反覆叮嚀著：「小生意嘛係重要的好人客」。陳父常騎著摩托車穿梭在街頭，甚至遠赴陽明山上去做黑板。

「生意做久了，附近的老師校長都會來阮家甲流水席，做到大家都認識了，人情味很濃厚。成功真的不是天上掉下來，早上看阮爸爸吃一碗飯，中午吃兩碗飯，晚上吃三碗飯，做這個耗體力的活，真的不簡單，到後來也包辦學校的課桌椅、班牌、溜滑梯、不能做的就外包給小廠商做，賺那個差價，是很有腦筋的，說不定你們都寫過我們的黑板喔！」

當時陳家在保安街租房子，事業越做越大，台北橋頭那也租了一間房子主要來做工的，很快地接手了整個北部學校的黑板，經濟狀況漸趨好轉，兩層樓變四層樓，陳父陳母是這樣含辛茹苦地白手起家，築起溫暖厚實的窩。

「細漢時，阿嬤有氣喘身體不好，家裡有一餐沒一餐，阮阿爸真的是苦過來，阮媽媽算是有錢人家的小姐，備受疼愛的長女，出嫁時，大家都在議論紛紛是誰家的窮小子娶到，萬人空巷，後來生了小孩後生活更困難，有廚餘真的是撈起來曬，然後再吃，孩子多食指浩繁，導致媽媽後來胃不太好，太常吃隔夜飯或是空腹隔餐…如果不是他們這樣苦，我們也不會有這樣的生活環境…」

陳老師笑中帶淚地說，每次這樣促膝長談，都有輔導療癒的效果，陳爸爸民國八十六年往生，陳媽媽隔兩年後也走了，那時她還在國小當老師，未知的無助接二連三地襲來，學校與醫院兩頭奔波，巨大地無力感鎖在心頭放著也是悶。

「真的有幸當我爸媽的孩子，縱使我有再多錢也都再也看不到他們了，所以說孝順真的要及時。這個也算是辛苦錢，苦工，所以後來家裡小孩都在念書，沒有繼續傳承下去，以前都覺得爸爸怎麼好像都不用睡覺，像巨人一樣，後來他生病的時候，我才發現，原來巨人也會倒...真的不知所措，雖然現在黑板事業沒有繼續了，但我們幾個受爸媽的薰陶都很深，在各崗位發展都盡心盡力，但有點年紀了，如果可以，很希望能有什麼能夠傳承下去呢(笑)。」